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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六月十一日的中國時報，說了兩個窮孩子教育的故事。時論廣場裡，沈雲驄談墨西哥經濟學者李維取消原有的食物補助，他告訴貧窮的家長，若要領現金補助，就要讓小孩上學、接種疫苗、維持健康。結果獲致驚人的成功。社會版上，林正盛導演拍攝的《我們的孩子》在台東首映： 台北市民權國小和台東偏遠山區的泰源國小，兩校孩子的生活及學習差距有如霄壤。

    　要問的是，李維式的政策，有沒有用在我們的窮孩子身上？我們給孩子的基本教育，是否能幫助孩子脫貧？

    　一位台東的國中校長皺眉告訴我，他們學校收到的國中一年級學生，個個聰明，但是讀寫和加減乘除都有困難，要他怎麼教？剛放榜的九十七年第一次基測，有許多國中，全校平均不到七十分。可以預測這群孩子有相當高的比例，在他的人生中複製著上一代的貧窮。

    　其實，中央及地方教育當局並沒有輕看偏遠地區窮孩子學力低落的問題，從民國八十五年的教育優先區到現在的課後照顧和攜手計畫，教育部挹注了大量課輔、補救教學及教學資源經費。甄曉蘭的調查中指出，東部的學校資源、合格教師比例、教師在職進修比例、藏書量等，幾乎都居偏遠地區之冠。而台東縣國小的課輔資源豐富，大約每兩位學生，就有一位得以接受免費的課輔；台東國中的課輔資源更佳，每位學生至少能參與一種免費的課輔。

    　問題是，中央、地方都看重，也長期投入大量資源，台東縣的學力為什麼仍然遙遙落後？原因很多。但在方法學上，沈雲驄文末強調的「用證據」決策的觀念，也許是各級政府要去思考的。目前台灣提供的教育，許多是出自於信念或直覺，而不是出自於證據。舉三例說明：

    　例一，國中的補救教學資源是比國小豐富的，這樣的資源分配也許是因為國中馬上面臨基測，決策者希望有臨陣磨槍的效果。但國外研究指出，年級愈高，補救教學的成效愈差，過了六年級才補救，孩子能拉回同儕水準的機會小之又小。洪儷瑜指出，花東的孩子早在國小時識字能力就落後於全國常模；尤有甚者，簡淑真發現，五歲幼兒進入國幼班的第一周，窮孩子在五種和閱讀息息相關的認知能力上，都顯著弱於社經地位較高的同儕。

    　例二，國小課輔的內容多以作業指導為主，國中的課輔則多成為正式課程的延伸，第八節全班留下來上課，這樣做，班上最弱勢的孩子仍然得不到幫忙，成為永遠的班後段。

    　例三，現在國小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級一星期上兩次英文課，這樣的課程安排完全違背了學習原理（有效教學必須長時、密集的原則），兒童根本學不會。比較理想的安排，應該是將三四年級的時數移到五六年級，讓孩子每星期有系統地上四次英文課。這三個例子告訴我們，空有美意，決策若無證據支持，許多的資源都會白白浪費。

    　我們要做的，是找到成功提昇學力的案例，再複製這些成功的經驗。台東鹿野國中，去年的基測平均值是七十五分，今年大幅提昇到一○一分，去年PR10以下的全校有二五％，今年只有不到一○％，這個成績對都會區的學校看來，也許不足一哂，但在台東，這是血淚換來的成果。他們成功的要素，才是決策者要學習的、要複製的，謹以本文向鹿野國中的師生致敬。

    　（作者為台東大學教務長，偏遠地區學力提昇研究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