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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1932年底，魯迅在《天津文藝》創刊號上發表過一篇「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」，依著他「一言以蔽之」的習慣，中國文學不外兩大類：「廊廟」（在朝）和「山林」（下野）二者。「廊廟」之文又分為兩類，一種是給當政者「幫忙」的：「開國的時候，這些人便做詔令，做敕，做宣言，做電報——做所謂皇皇大文。」看來是能積極用於世者。在魯迅的框架中，這樣的文章即便能夠發聵振聾、撥亂反正，仍不外是一副御用奴骨。 

郭冠英引藍綠共憤 
另一種就是「幫閒」的：「大凡要亡國的時候，皇帝無事，臣子談談女人，談談酒，像六朝的南朝，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，於是臣子就幫閒。」這樣的人品文章，大約就更不堪聞問了。 
至於「山林」一類呢？依我看，應該就是從《孟子?萬章》中來的：「人少則慕父母，知好色則慕少艾，有妻子則慕妻子，仕則慕君，不得於君，則熱中。」想博得君王寵幸、卻不能遂其所願，就是「熱中」一詞的本質。既屬「熱中」，哪怕已經是「林下之人」，魯迅也不放過：「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，無閒可幫，但身在山林，而『心存魏闕』。如果既不能幫忙，又不能幫閒，那麼，心裡就甚是悲哀了。」 
綱舉目張如此，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學和文學家那種抽象性的鄙夷，的確可想而知。不過，時移勢轉，這種看似清晰的綱目也會有茫昧渾沌的時候，有些文字，無論怎麼讀，也讀不出他是要幫忙還是要幫閒？有些文人，無論怎麼看，也看不出他是在廊廟還是在山林。 
我說的的確是最近暴紅的郭冠英。他的「范蘭欽部落格貼文風波」已喧騰了將近一周，直欲糾舉一個辱罵台灣的國民黨官僚者有之，更欲上綱上線推論外省人文化優越感者亦有之，必欲以其人覆按一黨派、一族群、一政府之顢頇跋扈者更有之。試想：居然有一個現職駐外的常任高級文官，公然出言羞辱自己的國家，這當然要引得藍綠共憤，漸漸就形成國人皆曰可殺之勢了。 
然而我卻覺得郭冠英的「人閒屁話多」還有結構性的問題存在。「屁話」犯了眾怒，看來不論是泛藍之親還是泛綠之仇，大家都正搶著投石以問其罪。